疏解北京誰做杠桿？

　　隨著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北京發展和管理提出新要求，首都北京即將迎來城市史上的一次大變革：伴隨著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調整，一些非首都核心功能將被疏解。

　　習近平在調研中明確指出，北京應“調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優化三次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特別是工業項目選擇，突出高端化、服務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

　　接受本報采訪的多位官員和城市問題專家認為，從北京城市功能的實際情況看，一些面向全國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外，部分科教文衛機構也可適當遷移。因為這部分機構由政府舉辦，其區位選擇可由政府決定。

　　同理，聚集北京的一些非關國家經濟命脈的央企總部，也被認為可以適度遷出北京。尤其是期望能承接北京功能轉移的天津，強烈建議將部分央企總部遷至天津余家堡。

　　而對于由市場決定區位的經濟機構，雖然仍有疏解空間——工業上北京遠郊區仍有些小化工等“三高” 企業；服務業內部，也有調整空間——但既受到地方政府出于稅收考慮不愿搬遷的制約，又在根本上由市場力量決定其流動，成敗難定。

　　新華網北京2月27日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6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習近平就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打破“一畝三分地” 思維定式、抱團朝著頂層設計目標一起做；理順三地產業發展鏈條，對接產業規劃，不搞同構性、同質化發展等7點要求。

　　經濟機構疏解難題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區域科學學會會長楊開忠介紹，北京可以疏解的非首都核心功能有兩大類：首先，從經濟角度考慮，一些相對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輻射的經濟部門，如面向京津冀地區需求的經濟部門，可以疏解到天津或河北；其次，區位由非市場因素決定的公共部門可以疏解。

　　目前，北京市正在進行的功能疏解主要是類機構。尤其是去年底以來，北京市決定對動物園批發市場、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和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進行動員搬遷。

　　“動批”擁有金開利德、東鼎、世紀天樂、天皓成、萬容天地等幾大服裝批發市場，營業面積30萬平方米，服裝批發攤位約1.3萬個，物流企業20余家，從業人員超過3萬人，年營業額達到200多億元，日均客流量超過10萬人次的超級市場。

　　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更堪稱“巨無霸”。2010年，已擁有100多萬平方米營業面積， 10萬多從業人員，日均客流量超過20萬人次。整個商圈有39家大型服裝、家紡商貿城，年營業額300多億元。

　　根據北京市規劃委的統計，北京城區中有上百個小商品交易市場。僅北京東城區和西城區兩個區的小商品市場就吸納了約20萬外來人口就業。

　　在工業方面，北京亦有疏解空間。從2011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中石化燕山分公司、東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首鋼總公司等都是水耗、能耗排位靠前的企業。

　　“雖然北京總體產業機構中，第三產業占比達80%，工業占比較低，但類似上述這樣的‘三高’企業，尤其是小化工，在北京的郊區縣還比較多。”北京方迪經濟發展研究院研究總監陳智國說，雖然過去幾年，北京一直在推動“三高”企業退出，但仍然還有較大空間，甚至北京西部還存在煤炭開采企業。

　　在陳智國看來，汽車是北京工業中有很大必要疏解的產業之一。“房山、通州、順義、亦莊、昌平都有汽車產業，雖然都進園區了，但其本質上還是制造業、還是成本導向性產業，不是進了園區都是高端產業，新能源新材料產業也不都真是‘新興’產業”。

　　不過，在楊開忠看來，這一類部門雖然理論上可以疏解，但其作為經濟機構，其區位——它選擇去哪，是由市場決定，政府可以引導，但調節空間比較小，“終能否疏解成功，應有市場決定。”

　　而從“動批”商戶的實際反應來看，對清理搬遷持反對意見的也大有人在。

　　央企總部外遷作突破口？

　　在北京要疏解城市功能、產業的同時，周邊也在接洽、試圖承接北京的這些功能轉移。

　　1月16日，北京市副市長李士祥表示，北京已跟河北進行了深入研究，河北現在提供了多個備選搬遷地以接納北京計劃外遷的商貿流通市場，包括廊坊的永清縣、固安縣，今年上半年將確定“動批”搬遷選址，有消息說保定和張家口也在備選之列。

　　不過，并非北京想疏解的就是外地想承接的。天津市一位官員告訴記者，其所在機構在去年10月即按照天津市要求擬定了一份承接北京產業轉移的方案，確定了金融、貿易、央企總部、醫院、高校等10個承接產業方向，得到天津市委書記批示，并要求盡快落實。

　　這位天津官員曾多次到北京談產業承接，去金融街[-1.52% 資金 研報]、中關村[-1.13% 資金 研報]談對接、簽協議，但對方要么不愿意遷，要么遷了也白遷——不要說政府間簽了協議，企業就一定能過來，即使是一些注冊在天津的企業，主要辦公也是在北京，尤其是金融業。以余額寶為例，其注冊地在天津河西區，但在河西只有六七個員工，大多數員工辦公在北京。甚至連天津政府投資的一些金融企業，“大頭也是在北京”。

　　所以，該官員認為，北京功能疏解可能“動”的是央企總部，再就是容易聚集人口的商貿市場——但商貿市場牽涉眾多商戶利益。

　　“央企是政府計劃經濟的產物，政府可以對其調控。而且，央企總部在北京，其實給北京稅收做不了多大貢獻——大頭是國稅，如果遷走，對北京無所謂。”該天津官員建議，一些非關鍵性、局級央企的總部沒有必要都放在北京，如果中央決策遷走20家央企總部，可以為北京減少50萬人。

　　楊開忠也認為，除了一些對國際經濟有影響力、控制力的央企總部外，可以適度遷移部分央企。

　　建設京外行政文化新城？

　　楊開忠認為，北京城市功能轉移，承接地主要是首都經濟圈內為主，河北和天津都在爭取，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也可能成為北京功能轉移的一個承接地。

　　就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的責任而言，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都有責任。“中央可以將一部分不代表中國在所在行業全球競爭力的科教文衛機構適當遷移；北京市在中央已有這類科教文衛機構的情況下，不能自成體系、再搞一套、重復建設，而應以利用好中央在北京已有的學校、科研院所。”楊開忠說，從縮減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角度考慮，可以學習韓國新行政首都世宗，選擇一個離北京80至100公里的地方高水平、高起點建設一個行政文化新城。

　　楊開忠認為，北京城市功能疏解可以重點在第二類，也就是公共部門遷移上下功夫。“這類科教文衛機構，由政府舉辦，其區位是由政府決定的。”楊說，這些機構并非都是首都核心功能的支撐，可以適度選擇一些外遷。

　　這些機構對于北京人口聚集卻“貢獻”很大。比如，每年僅外來人口就醫達到5000萬人次。這也是造成中心城區交通、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原因之一。

　　北京市朝陽區一位官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目前北京關于產業外遷的方案還沒完全成熟，但大的方向是“挪工業、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資源”。

　　該官員稱，“北汽第四工廠可能會挪出來”，北京也已經規劃在東壩、垡頭等五環沿線建設一些醫院，但目前還在選址階段，規劃建設尚未開始。

　　“北京人口聚集、交通擁堵是有原因的，所以首都功能疏解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見效的，而是一個緩慢持續的過程。”該官員說。